把“老祖宗”的话说对，把“新话”说好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认识与思考

    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清泉，绝不是一潭静止的死水。只有沿着无限延伸的实践河道流淌，才能永远生生不息，不断奔腾向前。

    唯此，马克思主义才不会成为深埋于历史岩层的“化石”，而是可以用来切割现实硬物的“钻石”。

    我们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始终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与理论自觉，通过重新审视自身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当代资本主义变化，不断为自己开辟着新的发展道路和新的理论境界。

    在历史舞台上，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并将进一步影响世界，开创未来。

    被历史所终结的恰恰是“终结论”本身。

    迄今为止，很少有能像《共产党宣言》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并仍在继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对于这一点,即使是视其为洪水猛兽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

    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所有信奉这一学说的共产党人的理论源头、精神旗帜和思想灯塔。

    160多年过去，其穿越历史时空的真理光芒，依然璀璨夺目。

历史的逻辑与理论的逻辑

    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始终困扰人类的历史课题和哲学命题。

    如果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话，从人的自然属性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那么，马克思主义学说则颠覆了以往思想家对历史发展的解释，发现了“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并由此进一步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剩余价值”。

    马克思的这“两大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前一个发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凝结着这位思想家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深刻思考；后一个发现则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表达了这位革命家对不合理的剥削制度的无情批判。

    有了这“两大发现”，社会主义就不再只是对资本主义进行道义谴责的空想，“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

    有了这“两大发现”，人类便有了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自觉，其首先觉悟者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人。

    当马克思以这“两大发现”廓清了一直以来弥漫在人类精神天空的思想迷雾，“理论的逻辑”才第一次同“历史的逻辑”实现了有机统一。而一旦“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那么“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所摧毁的就是阻碍历史进步的腐朽制度，而催生的则是一个崭新的制度——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去世后的130多年里，他的思想学说的“理论逻辑”已经被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所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下去。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因为坚信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真理。而坚持真理，首先必须把老祖宗的话讲对。

怎样才算讲对？

——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同个别论断区别开来，完整地把握。我们应当把握的是经典作家揭示的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而不应拘泥于社会主义将“同时在多个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并将“消除商品生产、按计划进行生产”的带有一定时代局限的预言。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针对当时所处历史环境而提出的具体看法区别开来，科学地把握。正如马恩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但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认为，宣言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

——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意同后人的误读曲解区别开来，准确地把握。当我们曾把“一大二公”作为社会主义特征时，似乎并没有真正理解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等论述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就在于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在人类认识真理的历史长河之中，同任何伟大的思想一样，马克思的学说并不是终极真理，也不可能穷尽全部真理。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的做法正是同马克思主义本身相违背的。

处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不应苛求前人为我们解决当下问题提供现成答案。我们从老祖宗那里得到的宝贵财富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科学体系、基本原理、思想精髓、立场方法、行动指南，一言以蔽之，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清泉，绝不是一潭静止的死水。只有沿着无限延伸的实践河道流淌，才能永远生生不息，不断奔腾向前。

由此出发，我们既不应因为经典作家讲过的个别论断带有历史局限性而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念，也不应在做今天每一件事时都一定要从本本上找到出处和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学说，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今天，我们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就应坚持科学体系，防止割裂肢解；坚持基本原理，防止教条主义；坚持思想精髓，防止形而上学；坚持立场方法，防止唯书唯上。

历史的宿命与历史的使命

正如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那样，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相继在俄国和中国等登上历史舞台，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但出乎经典作家预料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而是发生在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

这似乎是一种历史发展的悖论：正是为了打破束缚先进生产力的桎梏，才有了对“卡夫丁峡谷”的历史跨越。然而，同样是因为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历史前进的脚步又不得不徘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宿命。

它迫使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当历史按下“快进键”后，那些被跳过的情节难道真是可以被完全忽略的吗？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今天，我们重温“两个决不会”的精辟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经典作家似乎早已对这一历史的宿命作出过暗示。

这种宿命表现为，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不发达、不完善、不成熟甚至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而也就决定了共产党人的特殊历史使命。其特殊性在于，首先，必须通过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取得社会主义的资格；其次，必须调整与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生产关系，通过改革进行自我完善；同时，还必须承担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因“时空压缩”而出现的“双重任务”，并注定要面对集中爆发各种矛盾和问题的严峻挑战。

这是一个经典著作中不可能有现成答案但却摆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面对这一“历史宿命”，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不断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

而讲新话，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老祖宗，而不能把科学理论变成供奉于神龛之上的宗教而顶礼膜拜，当作僵化的教条以“削足适履”的方式机械地裁剪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活生生现实，这就需要我们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使其同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与时代的不断发展相适应。唯此，马克思主义才不会成为深埋于历史岩层的“化石”，而是可以用来切割现实硬物的“钻石”。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同志这一振聋发聩的声音，表达的正是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敢于讲新话的应有政治品格与理论品质。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正是这样一种探索和实践，不断回答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而我们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始终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与理论自觉，通过重新审视自身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当代资本主义变化，不断为自己开辟着新的发展道路和新的理论境界。

在这一实践探索中，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发现，即：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在这一实践探索中，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觉醒，即：实行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自我完善。

在这一实践探索中，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创举，即：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在这一实践探索中，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走出了一条越来越宽广的中国道路。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讲新话，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历史使命。这些老祖宗未曾讲过的新话，集中体现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的重要理念。

这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实践的发展永无止境，真理的探索也不会终结。

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始终保持应有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不断地“讲新话”，才能与时俱进地解决新问题，奋发有为地创造新业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历史的终结与历史的开辟

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探索，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从蓬勃发展到遭受挫折又以异军突起的峰回路转，展现出辉煌而又悲壮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

如果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难免会大惊小怪甚至惊慌失措。而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挫折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难以避免的一个环节，除了说明其发展的曲折性外，并不能否认历史进步的必然性。

有的人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点，自以为得意地宣称“历史的终结”。

殊不知，被历史所终结的恰恰是“终结论”本身。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否认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问题在于其财富的获取方式与分配方式以及给社会带来的是公平正义还是剥削压迫，是人的自由解放还是被毛孔中“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异己力量”所奴役。我们同样也不否认，经过一代代工人阶级的持续反抗特别是以罢工为主要形式的不懈斗争，资产阶级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使阶级矛盾有所缓和，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的一些自我调节措施，包括有意无意地借鉴了社会主义的做法以及通过科技进步，自身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反人类”的罪恶本质。资本对劳动者劳动的占有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人的精神的奴役、对人的天性的扭曲，是与生俱来的，也是不可能改变的。

至少有三个没有变：

第一，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没有变。尽管国家干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生产的自发性、盲目性，但发生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的土壤依然存在。五年前发生的至今仍在持续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证明这一点。

第二，资本主宰一切的剥削制度没有变。尽管福利政策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但却改变不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现实。全世界每三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处于失业状态或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以及“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浪潮再次证明这一点。

第三，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本性没有变。二战之后，尽管大规模世界性战争没有发生，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未停止过对别国主权的侵犯。无论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都再次证明这一点。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有所缓和并不等于已从根本消除；其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并不等于可以完全克服；其一时的风光并不等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有了改变。

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所暴露出的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危机。因而，只要其“资本主宰一切”的制度逻辑存在一天，其内在的基本矛盾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其剥削、压迫、掠夺的本质属性也就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因而就一定具有发生危机的历史必然，只是发生危机的时间周期与以往有所不同而已。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同样承认，社会主义运动在其探索实践中，既创造了改变历史进程惊天动地的伟业，也在历史的改变中遭受到重大挫折。然而，挫折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也许未必全是坏事，它迫使我们从反面思考，通过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证伪”，进而得出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充分“证实”，即，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中国道路所创造的中国奇迹、所迸发的中国力量、所展示的中国梦想，举世瞩目，影响深远。

其一，第一次开辟了一条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独特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其二，第一次走出一条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更加具有先进社会形态的新的发展道路，具有伟大的划时代意义。

其三，第一次探索出一条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同人类发展规律相结合的更加广阔的文明发展道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所以，尽管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在各自发展中面临种种问题，但区别在于二者的性质截然不同。前者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加以解决的。而后者则是制度本身的问题，是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的。

我们应当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因为它“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真理”。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

坚持和拓展中国道路，就应当把我们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特别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制度的功能性、操作性、效用性，使“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的这一前无古人的实践探索，成为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民主与法治的统一、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人类发展规律的统一。值得深思的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不能不说与制度的“潜在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现实优势”有相当的关系。

坚持和拓展中国道路，还应当具有更加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度，要善于吸收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坚守我们自己的“特”，并不意味着要一概拒绝与他人之“同”。毕竟，中国梦同世界梦是相通的。中国道路只有不脱离人类的文明大道才有更加广阔的前途。

“哲学家们只是在用各种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在历史舞台上，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并将进一步影响世界，开创未来。

一旦我们闯过“历史三峡”的一个个暗礁险滩，社会主义事业必定会展现“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壮阔前景。

随着“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我们从未如此之近。而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是社会主义的重新崛起。

中国大有希望，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人类进步事业大有希望！